郁建兴，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
黄飚，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
内容提要：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学术回应，也是影响、引领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经验、观照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学理性、整体性叙事。本土性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特征，体系性是其重要属性，科学性是其底色。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世界社会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将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卓越贡献，也将为其他国家的发展与治理实践提供重要理论借鉴。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充分认识和把握数字技术革命的意义，重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以有组织科研推动概念、理论和方法创新，完善面向人类、面向未来的话语体系，同时，着力推动教材体系建设，建立完善全生命周期育人育才体系。
关键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 世界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核心内涵；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成了知识体系的完整外延。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的二十大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科学遵循，指明了道路途径。
“社会科学是一个国家发展状况的理论反映和知识结晶”。社会科学理论的局部性、在地化特征，使社会科学自主性成为一个必要且重要的议题。当前，社会科学本土化已经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及其未来的蓬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与完善、共同富裕伟大事业的阔步前进，将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蓬勃的实践资源和理论启示。那么，什么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求解这些问题，对于推动中国发展与治理、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与特征
何谓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一般而言，一条陈述能称得上是知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被验证过的、正确的、被人们相信。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观点、讨论都是知识的构成部分，它必须是经过验证，而且正确，并为人们所相信。相较于知识，知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它是知识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即对应了验证知识价值属性的理论体系、证成知识工具属性的逻辑和方法体系，以及面向知识使用者、以知识使用为导向的知识叙述体系，三者共同构成了知识体系。“中国自主”则表明了知识体系的主体。这种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知识体系，它内源于中国，而非其他国家；它是中国自主的，不是由其他国家输入与型构的。概而言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指的是内源于中国历史与当代实践经验所形成的关于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认知，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形成的整体。基于这一认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征。
首先，自主性、本土化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特征，它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中。自主性、本土化归根结底是一种自觉意识，它更多地是一个规范性论题而非一个实证性命题。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大多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支撑知识生产的学科设置、学科内涵、学科评价等方面，都带有深刻的西方烙印。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论述社会科学的起源时提到：“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出了深刻的社会需求。”可见，社会科学的产生本身，深深根植于社会需求之中。1840年后，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击穿了传统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是被动现代化的屈辱历史，这种被动也包括了对中国传统社会科学知识的冲击与肢解。为了匹配西方国家输入的体系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及其背后的学术制度、学科体系亦步亦趋向西方中心靠拢，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心-边缘”关系。西方世界作为社会科学的中心，主导着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并直接影响着作为边缘的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这种边缘依附于中心的关系，占据了中国作为后发工业国家的整个历程，但摆脱依附性的自觉意识也一直蕴含于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现代化进程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创造性地提出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走上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们自觉拥抱经济全球化，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学习先发国家的制度经验和创新做法，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速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种中国模式中的“生存性智慧”同样体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演化之中。为适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积极学习先发国家的经验，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自觉的跟跑者，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在后发赶超阶段的需要。在经济发展领域，中国积极学习日本等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验，运用产业政策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了企业创新和市场发展。相应地，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和讨论，也成为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核心论题。在政府治理领域，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借鉴现代官僚制体制的组织方式，建立现代政府组织结构，建立基于功绩制的干部激励和退休等制度；积极吸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理念——向私人部门学习，广泛开展政府服务外包、政府效能提升等工作。公共管理研究者沿袭着传统公共行政对官僚制等政府组织议题的关注以及新公共管理对政府效能和政府与其他主体关系的关注，积极开展关于中国政府组织结构、职能转变、绩效评价与效能提升等方面的研究，并创新性地运用系统科学等理论视角形成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系统性解释。这些研究都紧紧围绕中国发展与治理实践，积极尝试从西方中心的知识体系中获取启发，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相结合，型构更为符合中国发展与治理特征的自主知识。
当前，中国的发展与治理正逐渐从跟跑转向并跑，甚至是向先发领跑转变，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正在创造一个又一个人类文明发展奇迹。关于中国发展与治理的知识体系，同样正在从过去的完全依附转向审慎扬弃与自觉创新同步推进，通过自觉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超越“为现实之需”的外源驱动模式，既回应实践也试图影响、引领实践，进而逐渐形成自主性，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叙事和知识体系。
其次，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在于体系性、系统性，它是知识有序组合的整体。时至今日，中国并不缺少关于理解、解释中国发展与治理的自主知识。在经济发展领域，从制度结构、干部激励、政策特征等角度的解释已非常丰富；在社会治理领域，关于稳定有序、充满活力的理论解读和概念建构也不占少数，近年来中国的多元治理实践更得到理论界高度关注。但这些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实践的知识，其理论化、系统化尚不足，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钱穆先生在评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时提到：“在中国以往著作里，很少有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专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这并不是中国人对政治无理论，无思想。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人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这一论断放在当下仍然适用。
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往往寓于实践之中，“意”大于“形”，实践先于理论。当代中国发展与治理实践蕴含着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和智慧，只是这些实践智慧尚未被完整地抽离出来，形成一套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下实践的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构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学东渐背景下产生的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大量地以基于先发国家经验的理论和概念作为认知知识体系的参照，概念、工具甚至研究议题，也大量来自西方。尽管一些中国概念得到了理论化，但知识体系的主轴、关于知识的学术建制等，仍然依附于西方之舶来品。以中国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试点机制为例，试点被广泛地认为是推进中国改革发展的金钥匙。运用这一机制，中国政府能够以较低成本测试政策的各种可能方案，在更广泛地实施一项政策之前形成更加完善的政策方案；试点也推动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在治理知识和智慧上的交互作用，融合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实践机制。中国的试点实践既遵循了自然科学的实验逻辑和方法，也蕴含着社会科学的渐进主义和动态均衡理念，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生动实践。但理论界对这一重要的中国现象、中国实践尚缺少相对完整的理论解析，且已有讨论也主要以补充西方知识体系的某一分支为目的。试点背后的中国元素、中国基因被大量削减。这种“削足适履”的无奈，根本上在于我们缺乏一个自主知识体系，以促使那些基于中国实践的知识生产能够在合适的理论谱系之下得到完整解读和发展。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我们亟须凭空设计一个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自上而下理论推演和自下而上经验总结的双向奔赴，需要规范建构与实证归纳之间的碰撞交织。仍以试点为例，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学者以此为突破口，广泛连通其他中国概念、中国理论，来补充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得以被称为“体系”就需要这样的系统性、体系性的知识整图。
最后，科学性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底色。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显著差异，虽然两者都强调“价值中立”，但前者的“价值中立”相对有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历史、文化习俗、自然环境等因素，无不型塑着社会科学研究者对经验事实的运用、判断和理解。这种有限的“价值中立”让国家、区域甚至群体属性成为社会科学的必然特征，它们是基于相同的科学逻辑与科学方法，在不同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对人类社会现象的差异化解释。因此，所谓“中国社会科学”指的是社会科学的中国类型，而非不同国家或地区存在不同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是“social sciences in China”，而不是“China’s social sciences”或者“Chinese social sciences”。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是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实践的社会科学知识，其本质仍然是抽象化反映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科学知识，其功能仍然是理解、解释甚至引领人类社会运行。不可否认的是，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社会科学知识及其体系，在解释工业文明进程，影响工业现代化方面，已经过验证具有相当的有效性。中国社会科学家通过对西方实践、西方经验的“知识转移”和基于中国实践、中国素材的“知识验证”，既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本身的发端与形成，也为中国发展与治理的部分实践提供了学理性解释。但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那些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社会科学知识变得逐渐无法契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愈发显现，更勿言影响、引领中国实践。在很多时候，其政治属性、意识形态属性甚至超出了科学性本身。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社会科学只有拒绝合法化工具或社会操纵的需要，才能构成其自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目标，在于让社会科学的中国类型摆脱对西方中心主义社会科学的依附，避免依附下的被支配、被侵损状态，逐渐形成一系列基于中国历史经验、反映人类社会本质和内在规律且兼具规范性与本土性、民族性特征的科学知识，并不断地在与真实世界的碰撞中，提升科学性。知识，如上所述，应是被验证过的，正确的，而且是被人们相信的。值得注意的是，摆脱依附并非完全割裂，获得自主也绝非罔顾社会科学的一般规律。科学性的底色要求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基于科学逻辑与科学方法的理论性呈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是要终止对普遍知识的吸纳和本土化进程，也不是拒斥与主导性学术话语的对话交锋，而是在形式上遵守一般学术规则的前提下，以更加强烈的逻辑自觉、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在内容上建构更具本土色彩的思想和理论，形成对人类发展与治理的统一性、一致性知识建构，影响、引领中国发展与治理实践，让这些自主知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修正和完善，在东西方对话中被更多的人所相信。这些知识应该具有与既有理论接榫和辩论的可能，并能够运用实践去检验其适用性，拓展其解释力和适用语境。
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同样适用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辩证法为此给出了很好的理论注解。他既反对为本土化而本土化的文化原教旨主义，也批判欧洲中心论的普遍主义。他认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两极应以一种“相互贯穿”的原则存在。换句话说，文化知识领域的普遍到特殊、特殊到普遍，应是一种环状结构的存在，两者应该具有相互转换的可能与能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必须是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实践的自主性，也必须是一种全球意义上的自主性，这牵涉到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历史定位，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
进入数字时代，中国已然成为前沿科技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最大试验场，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通信、云计算等新方法、新工具，被不断地开发并付诸中国的发展与治理实践。数字技术革命的兴起与数字时代的到来，对以工业时代的生产生活实践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科学体系形成了巨大冲击。许多基于西方工业文明经验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在数字时代黯然失色，失去了解释力和引领性。以物品理论为例，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界分，是传统西方政治经济学阐释政府干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理论层面上区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主要依据。但物品理论在面对以数据为基础的数字时代时，就无法回答数据究竟是一种什么物品。研究者们或许可以给出数据的定义，描述它的特征，但仍然很难回到一个更加根本且上位的概念来界定数据的本质，尤其是当数据很可能成为未来人类生产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基本内容的时候。基于工业文明的西方社会科学体系，已经越来越难以适配当前飞速发展的数字治理实践。与之相对，中国在数字治理实践方面已经呈现出领跑趋势，从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江苏的“不见面审批”、广东的“数字广东”平台、北京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上海的“一网统管、一网通办”等地方实践，到2022年4月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明确提出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到2022年6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以及党的二十大要求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等顶层设计，无一不体现了中国积极开创数字文明新形态的决心和勇气。数字时代中国的发展与治理，或将为进入新纪元的人类文明提供新的启示，基于此型构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将为人类社会提供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引领，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在理论层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人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世界社会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将为人类社会提供新的知识积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新的理论体系。当前，中国的问题已不再是窄化的现代与传统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全球结构中重新面对世界的问题。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发展同样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这一论述背后蕴含着重要的普遍关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办好自己的事情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摆脱对西方模式的依附一样，中国社会科学摆脱依附性、获得自主性，其本身就是世界社会科学中的重大事件，是对全球知识体系“中心-边缘”关系的重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用世界9%的耕地成功解决了世界20%人口的吃饭问题。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组织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工作，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彻底摆脱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了超十亿级人口走向现代化。中国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地缘政治努力。基于此形成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将显著丰富人类文明的知识内容，推动人类知识体系的多元化。在工业时代，以西方先发国家经验为基础的知识体系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导了世界知识体系建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类文明的多元化发展和知识的多样性建构。这种知识与文化霸权所导致的文明冲突，是诸多人类文明灾难的重要导火索之一。近代中国在历史文化上的割裂很大程度上也来自这种知识与文化霸权，而此后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逐渐与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分道扬镳。它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对西方学术理论的追随，以及默认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中国场域中的正当性。
对于普遍理论发展而言，中国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即获得了对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发言的资格。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科学在全球层面上基本处于“集体失语”状态，影响力十分微弱。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桎梏，贯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发展与治理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中国发展与治理经验，形成一系列面向世界、面向全人类发展进步的创新性理论知识。这不仅是中华文明在理论上实现独立自主的重要表现，也能够撼动西方中心的工业文明知识体系，消解知识与文化霸权，推动多元包容的全球性知识体系形成，最大限度减少文明冲突及其严重后果，并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理念相融合的理论自主做出重要示范。这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应有地位与作用。
在实践层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重要的“地方全球化”知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能够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而且将为其他国家的发展与治理实践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理论的重要功能不仅在于对既有现象的抽象，更在于对现实实践产生影响，但其前提应是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之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超越西方和中国二元对立，超越规范化、科学化和本土化、中国化二元对立的“地方全球化”知识，是在全球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地方化知识。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指导并引领实践上的普遍适用性。创新理论之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将创新形容为“创造性毁灭”，理论知识创新同样如此。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将扬弃传统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知识体系，根植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型构解释、叙述、影响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进程的整体性知识。与“创造性毁灭”不同的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主动破坏既有的知识体系，不用坚船利炮的形式将基于本国实践的知识体系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尝试在西方工业文明的知识体系之外，寻求一种与中国历史文化、政治传统和当前数字化发展大趋势相适应的系统性学理知识，并充分结合数字时代中国发展与治理的新实践，解释、引领数字时代的人类社会发展。这与历史上先发国家发起的侵略性冲击不同，它不是以强加实践为先导的数字时代霸权主义，而是以自身建构与完善为核心的探索示范，诘问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社会科学知识在实践中的适用性，并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数字时代的发展与治理提供可能的理论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愿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基础上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交流合作。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将同样基于独立自主的自愿原则，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提供选择和借鉴。
三、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道路途径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确立，绝非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构建，也绝非只是地缘政治的附属品，它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的发展进程及其文化场域密切相关。它需要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深入开展中国研究，它是观察、理解、解释、叙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并以此观照全人类发展与治理的产物。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在发展与治理进步中得到捍卫与完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在新科技革命不断重塑人类社会运行形态的当下及未来，在西方中心的社会科学理论普遍失灵的情况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正当其时。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其中，社会科学范式重构是建构中国自主学科体系的核心任务，概念、理论和方法创新是建构中国自主学术体系的主要内容，确立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的叙事逻辑和叙事方式是建构中国自主话语体系的关键工作。进一步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指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培养出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用之才，就要有好的教材”。而且，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要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由此，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紧紧围绕学科、学术和话语三项核心任务，以数字技术革命为契机革新学科体系，以有组织科研为主要形态发展学术体系，以面向世界的中国叙事为基础改进话语体系，并在优化迭代三大体系的同时，进一步依托中国实践做强教材体系，最后落脚于育人育才体系的完善。
第一，充分认识和把握数字技术革命的意义，重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范式是关于理论发展的理论，是科学共同体共同接受的世界观、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也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础。科学进步“总是明显地伴随着革命而发生”，科学革命带来的经济社会变化则进一步要求学科体系的相应转变。当前，中国正积极拥抱数字时代，成为数字技术革命的全球最大试验场，并在一些领域取得重要的先发优势。蓬勃兴起的数字技术革命带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发展，也影响着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这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实现独立性与自主性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窗口。换句话说，在全球数字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下，重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是当下革新中国自主的学科体系，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必然选择。因此，当前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学科领域的核心工作，就是积极拥抱数字时代的实践与方法迭代，在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充分吸纳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等新兴学科的知识和方法，通过实践领域的需求引领重组学科组成结构和学科互动模式，通过方法层面的技术变革赋能促进跨学科、交叉学科融合，突破既有学科体系的沉疴顽疾，建构数字时代新的学科领域，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发现新的学科特征与规律，在新领域、新议题、新场域中探索数字时代社会科学的新世界观、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进而以此为指引，重构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的数字时代学科结构、组织形态、类型学认知。这种新的范式体系对于进入数字时代的学科体系来说具有重要创新意义，或将推动数字时代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总体变革。以公共管理研究为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公共治理实践中的广泛运用显著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研究领域，自然语言学习、深度神经网络、多智能体仿真等新兴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引入显著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研究能力，这些变化将重新定义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假设、核心问题、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数字治理带来的公共管理大数据，或将证明数据驱动型研究的合理性，进而给化约性导向的研究范式（相对于追求复杂性的范式），创造了可能性，为基于强因果的传统科学路径，提供可能的补充和革命。基于中国实践的数据驱动新范式，或将消解方法至上主义的误区，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者回归逻辑、回归真实世界、回归领域知识。
第二，以有组织科研推动概念、理论和方法创新。概念、理论和方法是学术研究和学术体系的基本组成单位。建构中国自主的学术体系，应在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基础上，将中国发展与治理实践中蕴含的价值理念、伦理原则、科学判断、机制方法、工具手段等进行有效的概念化、理论化，尤其是要重视有组织科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库恩（Thomas Samuel Kuhn）说：“一个科学共同体是解决它的范式所规定的问题或谜题极为有效的工具。”有组织的科研之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创新而言，有两方面重要意义。一是形成对中国发展与治理的完整性、体系性解释。事实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提出本身，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既有社会科学知识与中国发展与治理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唤起的。有组织科研是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知识创新的重要方式。二是有组织科研能够有效组织研究者瞄准重要且紧迫的议题开展科研攻关，探索新领域、新工具、新问题，并在重要议题上引领全球理论发展。在路径机制上，有组织科研通过推进更高水平、更紧密联结的科学家共同体建设，进而推动概念、理论和方法创新。当前，中国的数字治理实践业已超越理论的发展。推动有组织科研，建构更加强大的科学家共同体，需要超越对社会科学工作者“一个本子、一支笔”的传统认知，尤其是在数字技术革命不断推进的当下与未来，应该充分认识到分析、探究中国发展与治理的来路与进路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种复杂性、艰巨性对知识积累和团队支撑的需要甚至不亚于对广袤宇宙和细胞、粒子等自然现象的科学探索。有组织科研推动概念、理论和方法创新的另一条重要路径是创造跨学科范式碰撞平台，推动差异性知识的交叉融合。通过扩大基金激励、培育创新团队、支持实验室、基地等组织建设，快速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性和吸引力；进而，通过鼓励不同学科科研团队开展原创性概念创新、激发理论创新潮、支持多学科方法交叉融合等方式，培育自主开展概念、理论与方法创新的学术自觉，营造百花齐放的学术创新生态，引导研究者自发反思、诘问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形成的既定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在有组织的科研和自觉创新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国家属性的自主学术体系。
第三，面向全人类、面向未来，优化中国叙事，讲好中国故事。马克思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其前提是需要有话语支撑。话语是知识传播的载体，也是知识存在的最外在形态。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在人类知识体系之下才得以成立的自主知识体系，而不是“孤芳自赏”式的自说自话。没有“普遍”作为参照，就没有中国自主的意涵。自主与否，是在这种“自我”与“他者”的主体间关系中才得以确立的。确立这种“自我”的基础，正是话语。本土话语只有在不同思想的交锋碰撞中才能得以建构。探索了新的范式，形成了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如果没有话语进行有效转换和传播，范式难以真正成为范式，概念、理论与方法也难以真正成为学术体系中得以认可的内容。相应地，有序性对话阵地的存在是确立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前提。当前，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面临主体性和原创性缺乏的问题。话语的建立与完善，需要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并在两个维度上注重与既有话语内容的对话与榫合。其一，面向全人类，深入了解当下听众所掌握的概念、理论，充分考虑听众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优化中国叙事的表达，用其他人听得懂、听得进、能思考、会记住的方式，叙述中国故事、中国知识。一方面，通过推动中文期刊科学化，提升基于本国语言的理论建构与学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着力增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出版能力、主导跨区域学术共同体建设，建立完善面向世界的理论阵地和学术阵地，让中国社会科学更好地“走出去”，同时，以平等包容的姿态，在叙述表达和交流互动中，反向促进普遍知识的中国化。其二，面向未来，结合数字化发展潮流充分预见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前景，充分认识到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引领未来发展中的公共角色，积极提出中国观点、中国判断和中国倡议，在叙述和引领中确立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等，都是具有世界意义、未来意义的概念和理论，需要更好地运用面向全人类的话语，进行面向未来的理论叙述。
第四，依托中国案例、中国数据，完善教材体系。教材自主是推动学科自主、学术自主、话语自主的基础性工作。完善自主教材体系，同样需要运用有组织科研的方式，以系列、团队等形态，推动教材建设的体系化，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实践作为主要素材来源，推动教材建设的本土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便是一个典型案例。该教材的首章就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充分突出了党的领导这一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核心特征。具体来说，完善教材体系可以从两方面着手推进。一方面是做好中国的案例库、数据库建设，通过挖掘中国发展与治理中的重大事件、典型案例，形成具有理论性、启发性的案例库，通过搜集整理中国发展与治理的各类数据，创建相关数据库，鼓励不同组织尤其是非营利科研组织创设案例库、数据库品牌，在品牌竞争中挖掘更多的区域、地方性知识和数据，提升案例和数据质量，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建设提供优质、丰富的素材资源。例如，在新编高等学校公共管理专业精品教材《社会组织管理》中，绝大多数案例都是中国本土案例。另一方面，完善教材的数字化、虚拟化、多媒体化，适应并引领数字时代的教材形式创新。充分借力新兴技术，通过虚拟现实、多智能体仿真等方式，实现教材展现形态多元化，同时，鼓励竞争与创新，通过教材内容与教材形态革新，助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第五，基于适应与引领的双重需要，建立完善全生命周期育人育才体系。人才是上述所有工作的根本。人才之所以可以称之为人才，是因为其所掌握的知识、技能，适应时代特征、匹配时代需求，甚至能够引领时代发展。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适应时代与引领时代的双重标准，开展全生命周期的人才培养体系和人才服务体系建设，以系统思维、系统方法，将人才培养与产业链、创新链、知识链相衔接，探索多元化人才培养与服务机制，通过重新配置既有人才资源、循环开发与培育新的人才资源，优化知识创新的人才结构和布局。在横向上重点发掘并集聚具有范式想象力、概念理论创造力、话语叙事力和建构能力的高峰人才，鼓励他们开展有组织科研，通过打通各类人才及其团队的合作渠道，提升学科、学术与话语建构的一致性；在纵向上着力优化人才培养链条，通过一流专业和学科建设，鼓励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加强以自主教材体系为依托的职业教育等，完善各阶段、各层次人才供给体系，为有组织科研以及以其为依托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在为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一书作序时写道：“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亦可作如是观。我们无法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寄希望于那些只对中国发展与治理某一环节感兴趣的研究者。这一重要使命需要那些根植于中国大地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对于中国数千年思想具有“继承感”的社会科学家，准确定位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的坐标，通过深入观察自己的国家和国民在发展与治理中的角色、作用，通过社会科学共同体的合作生产来共同完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体现的是社会科学家对中国故事的客观叙事和整体性解读。
（注释略）注：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研究”（21JZD019）的研究成果，主要观点首讲于2022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全球学术顾问委员会会议（2022年11月19日）。
来源：《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3期
编辑：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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