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  佩  田安琪

摘要：人类文明新形态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海外左翼的高度关注。他们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之“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他们看来，与既有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相比，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物质文明方面强调共同富裕，在政治文明方面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生态文明方面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外交方面倡导包容性发展等。这都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为世界人民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然而，也有一些海外左翼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他们或是具有乌托邦式的激进情结，或是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束缚，或是有教条主义的倾向。对此，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海外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国际社会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关键词：海外左翼；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领导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及其关系研究”（21&ZD008）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性成果，一经提出，就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海外左翼的高度关注，并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展开热议。然而，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海外学者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还相对薄弱。虽然有一些学者对海外左翼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观点进行了研究，但是仍缺乏从文明形态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梳理。事实上，分析和把握海外左翼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知，不仅有助于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而且有助于在沟通的基础上促进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和进步。因此，本文梳理了 2021年至今海外左翼的相关研究成果，试图从性质、内涵和启示三个方面分析他们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对其观点进行总体性分析和评价，指出其中存在的错误，以期为讲好中国故事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提供启示。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度属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新”，是因为它是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又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海外左翼大都肯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 认为“新”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新”体现在其结合了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探索和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一，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海外左翼明确表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自由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方面，他们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打破了国外有些人认为的苏联解体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的论断。冷战结束之后，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提出了历史终结论断，他们或是唱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是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冠以“国家资本主义”等称谓，以此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发展性。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失败，而且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国际宣言组织召集人、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政治学教授拉迪卡·德赛提出，苏联解体后历史并未终结，西方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出现经济危机、社会不平等、政治分裂、治理赤字等种种乱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幸存下来， 而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打破了资本主义擅长生产而社会主义只专注公平分配的偏见，事实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恪守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反对帝国主义，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且致力援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统一， 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与活力。古巴驻华大使卡洛斯·米格尔·佩雷拉·埃尔南德斯在古巴的《国际政治》期刊上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科学和模式问题》的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调节了生产关系的自发性运行，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不同维度的因素结合起来，引导国家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前进，“马克思主义在适应中国国情的过程中不仅催生了新的概念、内容、方法和衡量标准，也催生了新的中国政治叙事，这被中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探索和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海外左翼明确表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实践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而不是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一方面，他们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实践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社会主义移入现实，也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翻版，而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丰富了各国走向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多样化道路。土耳其伊斯廷耶大学教授埃菲·坎·古尔坎高度赞赏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得出“与西方资本主义相比，中国的经济奇迹并非源于强迫积累、战争和殖民主义；相反，它源于和平发展和国际合作，因此，中国的模式也构成了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重要性和优越性的活生生的例子”的结论。同样，新墨西哥州立大学东亚历史教授肯·哈蒙德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对西方的意识形态霸权构成了尖锐挑战， 它“鼓舞了全世界人民，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替代方案”。  

另一方面，他们反驳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的是资本主义老路的观点。虽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过程借鉴吸收了一切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但是它绝不是重复资本主义的老路，而是在扬弃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美国左翼记者斯蒂芬·米勒斯从几个方面回答了中国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和力量都在不断增长，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并坚持从严治党，无论谁，不管他多么富有，一旦触犯法律都逃不过被处置的结局，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发生的情况。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学者罗兰·博尔进一步提出，在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的这个问题上，应该多听取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制度的看法，应该基于中国具体实际进行大量研究，而不是将西方舆论的假设当作事实，他总结了自己对中国研究的八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指导国家建设的看家本领；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南；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解决特定问题；四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工程；五是中国的核心人权是社会经济福祉的权利；六是中国有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七是中国治国理政的政治模式是民主集中制；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是社会主义。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内涵

海外左翼普遍认为，与既有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丰富的新内涵，主要聚焦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外交四个方面，对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关注相对不足。

第一，物质文明具体表现为实现共同富裕。物质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石。海外左翼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避免了资本主义繁荣下的两极分化，走出了共同富裕之路。

一方面，他们高度肯定了中国的脱贫攻坚战。打赢脱贫攻坚战对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贯彻始终，凸显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底色，与资本主义的扶贫方式相比具有显著优势。《社会主义中国之友》联合编辑卡洛斯·马丁内斯用详实的数据肯定了中国的脱贫工作，高度评价这是一项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认为“精准扶贫的成功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如此规模的扶贫计划，更不要说执行了。中国政府的扶贫政策以人民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具有强大的体制和基础设施支撑，动员了数百万干部积极参与，这些都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命力”。美国左翼学者莎朗·布 莱克比较了中美两国的不同扶贫方式，认为美国用私人慈善机构和非营利组织来扶贫，使穷人更穷、 富人更富，“这个国家生产的大量财富继续转移到战争机器、镇压力量，并填满银行家和亿万富翁的口袋”；相比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府正在承担起改善人民生活的责任”。

另一方面，他们积极看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性。在西方自由主义人士看来，共同富裕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式会阻碍经济发展。他们的错误认识显然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所有制上的根本不同，没有认识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保障，没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优势。澳大利亚共产党创办的刊物《卫报（悉尼）》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建设的下一步》的文章，提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能力让包括澳洲和美国在内的西方政府感到羞耻，“澳大利亚工人应该把注意力从谴责中国转向谴责自己的政府，认真考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以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功勋荣誉教授唐迈反驳了那些认为中国的增长是由其私营部门推动的，以及不受监管的科技、金融和房地产部门对中国经济贡献巨大的观点，他提出事实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才能既促进生产发展，同时，又可以使无序的资本积累、垄断和投机得到规范。

第二，政治文明具体体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海外左翼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开创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具有系统的民主机制和程序，而且真正重视民主结果对民意的真实反映。

首先，他们认识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丰富的内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是“全”，覆盖人群“全”，实现方式“全”，参与内容“全”，程序流程“全”。博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国人指南》一书中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概括为由七个部分组成的综合制度体系，即选举民主、 协商民主、基层民主、少数民族政策、法治、人权和共产党的领导，且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状态中。 后来，他又进一步将全过程人民民主概括为三个方面，即群众路线、社会主义法治、共产党的领导，将社会主义民主定义为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结合，通过社会主义法治和人民全面参与来实现。同样，意大利左翼学者斯特法尼亚·福塞罗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 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通过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和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它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重点关注国家发展、社会治理和人民生活”。
     其次，他们比较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较于西方式民主的优越性。西方式民主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阶级基础不同，前者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后者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西方式民主重选举轻协商，重程序轻结果，将投票和政权交替作为经济危机和治理赤字的遮羞布，导致台上政客忙于口号式的政治秀、台下民众投票率持续低迷的怪象盛行。美国左翼学者丹尼·海蓬和英国左翼学者马丁内斯指出，虽然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优于法西斯主义，但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相比之下，在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民主权利在社会各个层面、随时随地都是可以获得的，鼓励人民积极参与治理的全过程。立法制度以选举代表制为基础，在国家一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 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省、市、县和村各级运作。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平行的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协商民主制度，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最后，他们有力地批判了国际上抹黑中国民主的观点。坚持西方式民主至上的人士，将民主的解释权握在手中，或是用西方标准来评价中国，或是捏造事实来诬蔑中国，主张民主与社会主义对立，民主与中国文化不兼容。针对社会主义与民主对立的观点，意大利左翼学者弗拉迪米罗·贾切提出民主的概念必须包含平等的目标，恰是社会主义民主展示了平等的价值，让人民有力量实现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平等，“对一种制度在促进民主方面的效力的任何判断都不能基于其与所谓的西方‘模式’的差距。相反，最终，必须根据两种社会政治制度创造和谐、包容和共享增长的有效能力来加以评判”。 针对中国文化与民主不兼容的观点，阿根廷左翼学者克里斯蒂娜·雷加达斯认为这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思维模式，“民主不是西方的专利，东西方都有发言权，因为它对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生态文明具体体现为气候正义。海外左翼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生态文明方面引领了国 际环境合作，坚持气候正义原则，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取代生态帝国主义。

首先，他们肯定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中国着力提 升发展质量，促进绿色发展，不仅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而且大幅提高新能源的使用比率，在太阳能、 风能和水能发电方面位居世界第一，在生态恢复方面也表现出色，这些成就被海外左翼津津乐道。挪威南森研究所（FNI）中国气候政策研究专家何秀珍认为，在《巴黎协定》之后，中国最大的政策变化是电力和运输部门的技术创新，中国已经成为可再生能源的世界领导者。另外，左翼网络媒体编辑阿伦·巴塔尼还提到了中国在煤电、公共交通和植树造林方面的成绩，指出中国已经承 诺放弃海外煤电投资，建设了占全球高速运力2/3的高铁系统，森林覆盖率已经增加到了23%，总之， “关于中国是否是气候领导者的争论应该得到肯定的回答”。

其次，他们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现气候正义方面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国内走出了绿色发展的道路，而且在国际上倡导并努力构建公平、合理、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成为海外左翼眼中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引领者。驻莫斯科的美国政治分析家安德鲁·科里布科提出，“中国的指导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主张现实地评估每个国家的不同发展水平和相关的环境挑战。中国希望发达国家不要把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真正把多边主义摆在优先地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从根本上来自社会主义道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的富裕、发达、技术先进的国家可以很容易带头解决生态问题， 但他们在政治上却无能为力”，因为“进行一场以人类生存为目标的生态革命，需要的不仅仅是环境改革，更是一场更广泛的生态和社会革命，旨在超越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

最后，他们批判了西方国家将气候变化归咎于中国的误导性观点。西方主流舆论在生态问题上 对中国持续抹黑，他们不顾人口、发展阶段和消费受益等因素一味强调中国的碳排放总量，更将“一 带一路”倡议妖魔化为污染海外转移，海外左翼对此进行了有力回击。针对西方强调中国是世界上 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承诺到 2060 年才实现碳中和太晚的问题，保护国际基金会气候变化副总裁希拉·拉加夫用数据进行反击，指出 2019 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为 7.1 吨，不到美国的一半，考虑 1750 年以来的总排放量，欧洲占 32.6%，美国占 25.5%，中国仅占 13.7%，另外，还需要考虑中国碳排放量激增的事实发生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这是为满足国际消费才导致了碳排放量的增加， 只指责生产方而忽略消费方的算法缺乏公正。针对西方将“一带一路”倡议抹黑为污染转移方案的观点，巴基斯坦亚洲生态文明研究所的首席执行官沙克尔·艾哈迈德·拉迈从海外投资和国际合作方面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的努力，认为“这是中国在不损害发展的前提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目标的切实努力，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未经要求的或自以为是的环境宣传应该就此停止”。

第四，外交方面具体体现为倡导包容性发展。海外左翼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外交方面倡导多边主义，改善了现有的国际秩序，为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方面，他们认同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外左翼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涵丰富且进步，以此为指导的外交实践将促进国际和平与公正，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利益。武汉大学国际法特聘教授睿思来在一篇合作文章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强调文明交流和合作共赢，而且倡导包容性发展和共同应对挑战。国际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约翰·罗斯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社会化和全球化生产分工的观点，在当前人类可能面临的气候变化、经济下滑等威胁的状况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对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这不仅将决定中国的命运，而且将决定世界的命运，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赢得全球北方力量的最佳战略指南”。英国左翼政治活动家基思·贝内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开辟了一系列机会和可能性，“一带一路”倡议是历史上最大的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和机遇，为发展国民经济、加强互联互通和提高全球南方甚至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他们有力反驳了国际上流行的各种抹黑中国外交政策的观点。继“中国威胁论”以后，西方舆论又相继推出“债务陷阱”“新冷战”等抹黑中国外交政策的观点。针对中国制造“债务陷阱”的观点，美国左翼国际事务专栏作家斯蒂芬·恩德格瓦提出，中国的外交努力降低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导致他们编造出债务陷阱的谎言，“即便存在这样的陷阱，美国才是被中国债务困住的人，因为中国现在是美国的主要债权国”。左翼调查记者本杰明·诺顿分析了伊斯兰卡的债务现状指出，斯里兰卡 81% 的外债是欠美国、欧洲、日本和印度的，中国仅占 10%，实际上南亚国家的绝大部分外债都是欠西方的而不是中国。针对中国正在发起“新冷战” 威胁世界安全的观点，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经济学兼职教授埃利亚斯·贾布尔认为，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正在发起“新冷战”，这是一场旨在征服中国人民、摧毁人类社会主义经验的新型殖民战争， 战争、金融危机和世界各地极右势力的抬头证明了资本主义的腐朽，“社会主义中国是标志着当前时代理性与野蛮之间的最后一道边界”。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经验启示

在海外左翼看来，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的最宝贵的经验启示是其打破了西方国家为文明制定的各类标杆，为各国人民在既有的发展道路中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可能，呼吁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其他国家向中国学习，学习中国在党的建设、中国道路探索方面的经验启示。

第一，坚持和加强了党的领导。海外左翼认为，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他们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

一方面，他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宝贵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新华社、《环球时报》和人民网等媒体都集中报道过海外左翼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统筹相关部门邀请世界 50 多个共产党组织和 100 余名共产党人畅谈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发展历程，汇集出版《共同见证百年大党：百位国外共产党人的述说》。从中发现，海外左翼不仅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飞速发展的原因，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领导力量，而且提出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的秘诀是不断进行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另外，他们在海外的左翼媒体上也发出了相应的回声。印度马克思主义学者维贾伊·普拉沙德和国际主义活动家翟庭君针对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在反腐、扶贫和环保方面的成绩都缘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打击腐败， 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和平绿色发展，“维护了中国的主权，扩大了中国人民的尊严”。

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之上。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坚守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底气。正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贯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乃至外交建设的各个方面，凸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底色。2021 年 7 月 6 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峰会”上， 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在发言中，将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归功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澳大利亚共产党书记维尼·莫利纳也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发展和成就，是全世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思想武装起 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种新的作风，这种作风本质上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实行自我批评”。

第二，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海外左翼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狭隘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搞对外输出，只是启发各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探索合适的发展道路。

一方面，他们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在《共同见证百年大党：百位国外共产党人的述说》一书中，各国共产党除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就进行高度评价之外，还重点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他国的启示。自由道路社会主义组织中央常委米克·凯利提出，“对于世 界各国的共产党人来说，中国共产党无论是解决土地改革问题、国家发展问题，还是在世界舞台上所作出的贡献，都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研究员杜氏石和阮文决认为，“中国经验对于越南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构建真正的社会主义至关重要”；德国左翼党元老委员会主席汉斯·莫德罗通过比较的方式强调，“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建设一个国家、引导一个社会并无既定模式，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而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则一味追随苏联模式， 却对本国的特点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德国共产党主席帕特里克·科贝尔谈道，“中华民族解放斗争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结合激励了世界许多地方的解放运动事业，包括非洲、南美洲，还有亚洲许多国家”。

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虽然提倡包容性和多样性，但是并没有放弃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路走来，继承和发展了国际共产主义的优良传统，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不搞殖民掠夺，也不对外输出战争，提倡建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在反对不公正的世界秩序的斗争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正如巴西共产党主席卢西亚娜·桑托斯所讲，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就挑战了西方霸权，加强了资本主义中心以外国家自主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增长动力。另外，丹·科瓦利克还表示， 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满足人类需求，而不是助长战争和少数人的暴富，“美国不应将中国视为对手甚至敌人，而应该谦虚地向中国学习，并与中国合作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繁荣的世界”。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了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得到了海外左翼的普遍认同和支持。

第一，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的具体实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海外左翼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需要与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探索和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二，运用比较方法， 在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比较的基础上，找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优越之处。他们认识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并不在于它出现时间上的“新”，而是因为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景，在物质文明方面走出共同富裕之路，在政治文明方面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生态文明方面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在外交方面倡导包容性发展。第三，运用批判性思维，反击西方国家在民主、人权、 环境、外交等问题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歪曲、诬蔑和丑化。他们揭露西方媒体使用虚假资料、 预设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发起新冷战的目的等，不仅呼吁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国家向中国 学习，而且呼吁西方国家的进步势力联合起来阻止对中国的攻击。第四，他们重视研究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学者的观点，提倡到中国实地调研，反对站在中国之外看中国。他们大量引用来自中国的数据、资料和观点，熟悉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研究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目标、内容和要求，与中国学界持续保持沟通和对话。第五， 他们重视建立网络宣传阵地。海外左翼并不局限于通过传统的期刊和著作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积极建立自己的网络宣传阵地。“每月评论”“晨星”“新冷战”“地缘政治经济研究”“大西洋月刊”“雅各宾”“世界社会主义者”等网络平台成为左翼观点快速传播的新途径，在热点问题追踪回应和多方互动方面优势明显。

然而，也有一些海外左翼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持怀疑的态度，认为中国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海外左翼中也有一部分人士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兼容。这是因为，其一，他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是一种预设性的先验状态，是一种终极的空想状态，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形态、社会主义发展过程都是其批判的对象。对苏联模式如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亦是如此。其二，他们固守自己的话语体系，排斥来自中国本土的声音。受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影响，他们将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截然对立起来，在研究中只引用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将中国领导人、学者和媒体的观点都归类为官方宣传话语体系， 既不相信，又不去了解和验证。其三，他们有教条主义倾向，背离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或是只关注纯粹的理论问题，用蹩脚的理论来僵硬地解释中国问题；或是只关注本国的左翼斗争问题， 用本国左翼的斗争纲领来解释中国的问题。这样，不仅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难以做到实事求是，也不利于国际进步势力的团结。

因此，未来我们可以加强团结国际左翼势力，进一步做好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海外传播。一方面，加强与海外左翼的沟通交流。通过会议、访谈、学术文章、访学项目等多种方式，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引导更多的海外学者打破对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让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世界中思考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而且能够与抹黑中国的错误观点作斗争，用他者之口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生动。另一方面，加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海外传播能力。虽然，从《毛泽东选集》的俄文版开始，到今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四卷本的英文、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等多个海外版本的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经典著作的海外译介工作不断持续推进，但是，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海外传播还有待加强。2023 年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发布的外文期刊评价名单总计 148 种，其中有 CN 号的只有 51 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待提升。另外，随着新媒体影响力的不断增加，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海外传播还需要建立起包括网络媒体在内的多语种、 全媒体阵地。其中，不仅要将现有的国内平台扩展延伸到国外，而且要重视对海外左翼网络平台的利用，用多种平台和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 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

作者简介：

焦佩，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田安琪，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11期

责编：杨光